6月25日凌晨4時，一艘載有24人的船只，在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境內瀾滄江與南班河交匯處發生沉船事件。

當天下午，聽說這次“翻船“消息后，壩荷村村委會主任劉杰芳一時十分焦慮：該不會是我們村哪個村民這么不懂事，闖下了大禍?

畢竟，出事地點僅僅距離她村莊所在轄區上游300多米。而壩荷村西鄰瀾滄江，和緬甸隔江相望，是當地距離邊境線最近的村莊。

還好最擔心的事情沒有發生。她在村民組長群里發微信排查后，確認壩荷村并無村民上了這艘船。隨后，她就帶領村里的民兵加入了搜救隊伍。

據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6·25”沉船事件應急處置指揮部通報，截至25日24時，搜救上岸生還17人，并在下游緬方水域發現1具沉船人員尸體，現仍有6人失蹤。獲救的17名人員均為中國籍公民，涉事船只為非法營運的緬甸籍船只。

6月25日晚間，劉杰芳從事故生還者那里獲得的身份證信息以及河中打撈上來的證件、銀行卡推測，這群人“一部分人來自湖北、湖南和福建，不少人都是以家庭形式踏上這場危險之旅的”。

“登船者里沒有附近村民”

“這艘船是一艘農用船，根本不能載客，平時是用來裝從云南出口到緬甸的農產品的。”從船上的生還者口中，劉杰芳知道了這艘沉船大概的情況。她判斷，如果這艘船當時從她眼前駛過，她應該能一眼辨認出異樣。

這名在瀾滄江附近長大的土著了解這片流域里所有船只。“正常情況下，會行駛到這里的緬甸船，都是口岸通關的渡輪，這樣的農用船，不往我們這個流域走。”她說。

然而這段時間因為疫情防控，即使是緬甸牌照的載客擺渡船也很少見了，江面上顯得空空蕩蕩。

劉杰芳所在的壩河村是距離關累口岸最近的一個村落，關累口岸正是云南省和緬甸、老撾、泰國經貿往來的一大水路通道。而事故發生地，距離這個中緬邊境口岸不足10公里。

6月26日中午11時左右，劉杰芳聽說距離她蹲守的卡點不遠處，打撈出來了一個密碼箱和一個背包，應該都是沉船發生時落入水中的。在打撈上來的密碼箱中，放著一個錢包，錢包里有幾張信用卡和一張身份證。

25日事發當晚，獲救后和附近寨子村民在一起的7位船上當事人提供了4張身份證。結合26日中午打撈上來的物品，基本可以推測出，船上的人的籍貫有湖北、湖南和福建等省份的，并未發現云南本地人在船上。

因為好幾個身份證上寫著相同的住址、姓氏，結合這些身份證件上的出生年齡推斷，這些人中間應該不少是以家庭為單位上船的，有兄弟組合，也有父子組合。

“那天在現場，我還接到一位獲救年輕人的電話，他想讓我幫忙求證下和他一起上船的父親，現在是不是還活著。”劉杰芳說。

6月26日早上7時起，劉杰芳帶著村里十幾位民兵駐守在距離事發地下游約50公里的最后一個卡點上蹲守打撈。與此同時，她所在的壩荷村村民還要負責現場300多名救援人員的餐食。村里還派了2搜擺渡船，配合政府救援人員在上游河道里24小時巡游救援。

根據“云南發布”通報，截至當日24時，共投入搜救船只17艘，投入公安、消防、以及干部群眾搜救力量400人。

“我們蹲守的卡點，是下游河水比較淺的大灣灘，是河道里垃圾比較集中的地方。如果出現了一些翻船的意外事故，我們村里人都會在這個地點打撈遺體，因為這里尸體最容易浮起。”劉杰芳解釋。然而直到6月27日上午，依舊未有新的遇難者此出現。

其實在她的記憶里，這片流域內幾乎沒有當地人因為“偷渡”而喪命。在這個疫情防控的非常時期，更是如此。

3月31日，云南省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指揮部發部的《云南省發布第15號通告：嚴防境外疫情經陸路水路輸入》中，明確規定“暫不允許中國公民(含邊民)從陸路水路口岸和邊民通道出境。”當地邊防站點一位工作人員也向記者證實，這個通告在4月1日起就在當地各個水陸路口岸嚴格執行。

“這幾個月村里人都沒去過緬甸了，緬甸那邊來中國管理得更加嚴格。關累口岸的個人邊民互通，基本是停擺了。”劉杰芳介紹。

早在2月，她就帶著村民小組長把村里有船家庭的船鑰匙收集了起來。“我們這邊不少村民都會租船做采砂生意，但是這段時間出于疫情防空需要，大家把船鑰匙上交時，也都能理解。”劉杰芳說。

事故地點或距“上岸點”僅幾公里

根據官方通報消息，沉船地點是在瀾滄江與南班河交匯點，距瀾滄江岸邊中方一側約5米處。

而熟悉當地水路的村民都知道，這個沉船地點距離這群或許想悄悄去緬甸的人計劃中的“成功登岸地點”，只有幾公里的路程。

“再往河道下游走幾公里，他們其實再開十幾分鐘的船，就能到緬甸的寨子了，如果他們在寨子那兒靠岸，可以直接登上一條有河灘通往寨子的路，這條路也是前幾年新修的。”一位事發地附近的村民告訴記者，這是以往“偷渡者”可能的上岸路徑。

究竟沉船是怎么發生的?事故具體原因還在調查之中。但根據當地村民所述，事故發生的河道交匯處，每到夏季的汛期水流的確十分湍急。此外在24日晚間當地曾發布雷電黃色預警，事發地所處的南班河流域在6月24日晚至6月25日清晨有強降水天氣。雷雨季節加汛期，這是當地人一般都會規避的行船時間。

也有當地村民推測，“或許是外地人不熟悉這片水域，坐船如果都朝向同一方向，就很容易發生側翻事故”。一般，熟悉這片水流湍急水域的當地人都知道，如果登船人數眾多，船上的人就應該面朝各個不同的方向坐，以達到受力的平衡避免翻船。

因“偷渡”而來的誤解

自從這起沉船事故發生后，當地人對于沉船者究竟去緬甸做什么的猜測也未斷過。

“去緬甸做生意逃稅”，這是不少未去過當地網民的推測，但是本地村民卻都覺得“可能性不大”。

在關累港附近，其實有不少的外貿公司是做邊境口岸生意的。在疫情發生以前，兩國一般都會通過正規的海關渠道通關，手續很簡單。

“如果是邊民，就能去縣里辦證中心申請一種專門的邊民通行證，基本當天就能拿到，有效期1年，期間可以往來無限次數，探親訪友或者是商貿交易，有這張通行證就都夠了。”劉杰芳介紹。但是眼下，兩國邊境物流貿易因為疫情管控嚴格，沒有人會為了做生意而鋌而走險。

“緬甸那邊的出境管理這段時間也十分嚴格，一般的商品也都出不來。”劉杰芳說。

這一點，也從距離事發地100多公里外，一位從事中緬水果進口貿易的陳姓村民那里也獲得了證實。“我們已經半年沒去緬甸做生意了，損失也有三四十萬了。但是相比生命健康，生意肯定是其次的。” 這位陳姓村民也是當地的村委會主任，在他的村子里從事邊境貿易的有十幾位村民。這幾個月來，他幾乎每周都要跑去這些村民家中反復宣傳疫情防控政策。

“出去了最近就回不來了，就算是得了新冠肺炎，也要在緬甸當地治療了。”他把口岸的出入境防控政策翻譯成了村民們最容易理解的話。顯然，在這樣的規勸之下，村里人也都不會再去口岸了。

關于這次意外，當地人更加認可的一種說法是船上的人或許是“去緬甸賭博的”。因為在緬甸當地賭博是合法化的，疫情發生前就會有不少云南省外的人會過境去緬甸當地賭場。眼下，也不排除有人因為一時“賭癮發作”，冒險闖入灰色地帶。

“其實這幾年偷渡的人，尤其是我們當地人，的確已經少了許多。”劉杰芳擔心這次遇險的船只，會給人們帶來對當地治安以及邊境管理的誤解。

“我們出入境手續辦理起來十分方便，1張通行證可以管1年，來回邊境的擺渡船坐一個來回才5元，所以當地人現在很少去偷渡。相比而言，偷渡比正常通關成本還要高。至于現在疫情期間，大家也就自覺不去口岸了。”她說。

劉杰芳介紹，即使是在疫情發生以前，其實當地邊境村民的日常生活或許也并非像是外界想象的那樣“十個人里九個都在做邊境生意”。

比如在她所在的壩荷村以及鄰近的芒果樹村，幾乎無人在專業從事邊境貿易。大部分村民都以割橡膠為生，也有一部分村民承包了商用船在瀾滄江里撈砂。“我們這里兩國邊民的交往，主要還是走親訪友，婚喪嫁娶。平時緬甸人來我們關累港內采購日用品和水果農副產品的很多，但是我們日常用的物品和食物，都還是國內生產的，所以目前生活也沒有因為疫情管控帶來太多改變。”

不過也有不少當地人承認，在早幾年當地人的偷渡現象也并不少見。“2011年時，一家緬甸的工廠需要中方緊急需要幾位技術工人去做指導，我們就從普洱市的孟連縣出發，兩三個人結伴上路，避開雨季，一路劃著皮劃艇達到了緬甸的佤邦邦康市。河水不深，到了河寬的地方，還要人下船推著皮劃艇走。等到了緬甸境內，就有人替我們拍照，做了臨時身份證，我們在當地也只能在廠區周圍活動，避免被發現……”一位早年有過一次偷渡經歷的云南當地人向記者陳述。

“當時感覺，這就是一個普通鉆空子的事情。也沒有想到違法這樣的嚴重性。”這位當地人說。

然而，這些悄悄沿著云南豐富的江河水系穿越國境線的灰色往事一直存在著風險。早在2005年，云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印發《云南省渡口渡船專項整治實施方案》的通知中，就列舉了1989年至2005年5次重特大渡船意外事故，死亡人數共計超百人。

“這幾年偷渡的情況的確越來越少了，這次事故比較偶然，不是我們當地的普遍現象。”劉杰芳說。